11月8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入1268.31万元,占总成交额4.57%,游资资金净流入1044.89万元,占总成交额3.77%,散户资金净流出2313.2万元股票配资是做什么的,占总成交额8.34%。
11月8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出2123.07万元,占总成交额11.85%,游资资金净流入90.42万元,占总成交额0.5%,散户资金净流入2032.65万元,占总成交额11.34%。
【编者按】“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作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亚洲最高等级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它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展览分为“法老的国度”“萨卡拉的秘密”“图坦卡蒙的时代”三个板块,全面展现古埃及文明的历史,特别关注古埃及考古中最重要的法老图坦卡蒙的故事,以及20世纪以来埃及本土最新的考古发现。
几个世纪以来,在尼罗河畔挖掘法老时代的黄金宝藏,一直是西方考古学者梦寐以求的事。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展现了法老文明的繁荣和复杂,也将“埃及热”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也为西方在埃及考古中的主导地位敲响了丧钟。在《黄沙下的世界》一书中,剑桥埃及考古学家托比·威尔金森对埃及学的产生及其黄金时代的探险和考古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还原。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这一篇章回顾了图坦卡蒙墓发掘的现场,带领读者重温尘封数千年的历史重见天日的奇迹瞬间。
《黄沙下的世界:埃及学黄金时代的探险和考古》
[英] 托比·威尔金森 著 杜菁菁 译
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 2024年3月
在许多人看来,在帝王谷挖掘是一项特别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早在1869年,马里耶特就写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挖掘工作……无论多么锲而不舍,都不会取得与地点偏远和缺乏水源所造成的困难相称的伟大成果。”半个多世纪后,韦戈尔这样总结这项任务:“要面对许多苦差事,在一个考古季里,挖掘者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翻开无穷无尽的岩石碎片,挖出一堆毫无用处的大洞……有时挖到一个墓室,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1922年秋,在进行了五季系统却无果的工作后,卡尔纳冯不愿再坚持下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挖最后一季,他就要收工了。
卡特于10月28日抵达卢克索,挖掘工作于11月1日重新启动。刚开始三天,工人就发现了一个凿入谷底的台阶。24小时后,12级下行台阶暴露出来,通向一个用灰泥封住的门洞,门洞上刻有古代王室墓地的封印。卡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肯定是第十八王朝的设计。这会是经王室同意埋葬在这里的贵族的陵墓吗?它是一个王室储藏间、木乃伊及相关设备的藏匿所吗?又或者,它就是我花了这么多年时间苦苦寻找的法老之墓?”
11月6日,卡特下令用碎石重新埋住楼梯,并给他在英国的赞助人发了一封非常著名的电报:“终于在帝王谷有了了不起的发现;一座宏伟的陵墓,封印完好无损;已将其封存,等候您的到来。恭喜。”卡尔纳冯回电说,“可能很快就到”,稍后又说,“计划于20日抵达亚历山大”。这给了卡特和他的发掘团队“两星期的宽限期”,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做了各种准备工作,以便在重新打开陵墓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尽可能不拖延时间的情况下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
11月23日,卡尔纳冯勋爵在女儿伊夫琳·赫伯特女士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卢克索,卡特和省长前来迎接。第二天,赞助人和考古学家共同见证楼梯被清理到最深处,露出了被灰泥封住的门洞。现在,他们的发现已经毋庸置疑了:“门洞下部的封印更加清晰,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其中几个印章上辨认出图坦卡蒙的名字。”随后,堵塞的门洞被打开,只露出一个倾斜的甬道,从地面到天花板都填满了石灰石碎屑。当工人在尘土飞扬的狭小空间内奋力清理甬道时,又发现了第二个门洞,上面同样被封上了图坦卡蒙的名字。令卡特和卡尔纳冯感到惊恐的是,这个内门和第一个门一样,都有被强行进入过的痕迹。显然有古代的盗墓者进入过这座陵墓。问题是,他们还留下了什么东西?
11月26日下午4点,甬道已经全部清理完毕。卡特在卡尔纳冯、伊夫琳女士、英国工程师阿瑟·卡伦德和埃及监察员的注视下,将第二道门洞顶部的一些石头撬了出来。卡特在日记中的“千载难逢之日”条目下记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买了蜡烛——当开启地下古墓葬时,最重要的是有难闻气体溢出——我将缺口处弄大,借助烛光往里看,勋爵、夫人、卡伦德及工头等都在焦急等待。最初,我什么都看不见,墓中蹿出来的热气让烛光摇曳,等眼睛对光线适应后,室内的细节才逐步显现,只见其间堆满了各种珍奇、非凡、美丽的物件,似真似幻。
在卡特于次年发表的关于这次发现的叙述中(在埃及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小说家珀西·怀特的“文学帮助”下撰写),这个过程显得更加戏剧化和生动:
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室内逸出的热气将蜡烛的火苗吹得忽明忽暗,但随着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光线,室内的细节慢慢从薄雾中浮现出来,奇怪的动物、雕像和金子——到处都闪烁着金光。那一刻——对等在一旁的其他人来说肯定显得很久很久——我被眼前的奇景惊呆了。卡尔纳冯勋爵再也等不及了,焦急地问道:“你看到什么了吗?”我只能说出几个字:“是的,太奇妙了。”
卡尔纳冯则用英国人典型的谨慎和简洁的语言将其描述为“一幅非比寻常的景象”。
卡特打开门洞,进入了里面的房间。即使对于一位以一丝不苟、冷静和专业著称的考古学家来说,这种经历也会激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自从人类的双脚上一次踏上你所站立的地面上以来,也许已经过去了3000年、4000年,然而,当你注意到周围生命活动的迹象时——半满的灰泥(封门用)碗、发黑的灯、新油漆表面上的指痕、门槛上的告别花环——你会觉得这一切可能就发生在昨天。你所呼吸的空气,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变过,你与那些让木乃伊安息的人分享着这些空气。
卡特将那一天总结为“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美妙的一天,当然,我再也不希望再经历一遍”。作为现代第一个进入图坦卡蒙墓的人,他体验到了“令人狂喜的发现、令人兴奋的悬念……还有——为什么不承认呢?寻宝者的紧张期待”。但很快,随着发现的重要性和未来工作的艰巨性开始显现,其他想法也随之浮现出来。用卡特的话说,“一想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脑子就嗡嗡作响”。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赞助人,都没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做好准备,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处理大量的文物”——总共有5398件。正如卡尔纳冯所说:“这些东西足以填满大英博物馆楼上的整个埃及展区。”他自信地预言:“卡特还有好几周的工作要做。”
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埃及学家很快提供了援助。古墓发现后不久就前来参观的布雷斯特德帮助进行了清理工作,并对封印进行了复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埃及部馆长阿尔伯特·利思戈(Albert Lythgoe)一听说卡特发现了古墓,就立即给他发去了电报,表示愿意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卡特欣然接受,很快博物馆的摄影师哈里·伯顿(Harry Burton)和两位建筑师沃尔特·豪泽(Walter Hauser)和林斯利·富特·霍尔(Lindsley Foote Hall)也来到了帝王谷,他们在现场为所有物品绘图。(豪泽和霍尔后来离开了,因为他们发现很难与卡特共事。)加德纳在几周内就赶到了现场,开始研究铭文。最初的发掘小组拓展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多学科专家团队:除了卡特、卡伦德、布雷斯特德、伯顿、豪泽、霍尔和加德纳之外,还有阿瑟·梅斯(Arthur Mace,利思戈的同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阿尔弗雷德·卢卡斯(Alfred Lucas,埃及政府化学部部长)、纽伯里(现为利物浦大学埃及艺术名誉读者)、道格拉斯·德里(Douglas Derry,开罗解剖学学校的解剖学家)、L. A.布德尔(L. A. Boodle,邱园植物学家)、G. F.休姆(G. F. Hulme,埃及地质调查局工作人员)、詹姆斯·奥格登(James Ogden,珠宝商)和巴蒂斯库姆·冈恩(Battiscombe Gunn,金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花了7周时间清理前厅,共用了7个考古季来记录、保护和清理整座陵墓。
1922年11月29日,陵墓正式开放。次日,拉科正式前来视察,随后卡尔纳冯和伊夫琳女士前往开罗,返回英国。卡特也在开罗停留了10天,为陵墓定制了一扇钢门。这一发现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参观者络绎不绝。正如布雷斯特德所言,这一发现:
正值全世界对那一个接一个什么都无法证明、了无成就的战后会议产生厌倦之际,正值新闻界度过百无聊赖的一夏,无聊到连一个英国农民种出一颗海棠果大小的醋栗都上了伦敦各大报纸的头版之后。也难怪图坦卡蒙墓的发现成了世界各地的大新闻,关注热度为科学史上之最。
回到伦敦后,卡尔纳冯应邀前往白金汉宫私下觐见王室,向国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讲述了这次探险。卡特不习惯也不适应全球媒体的关注,他毫无指望地说:“无论我们下一个考古季的发现是什么,希望我们都可以用适当和体面的方式来处置它们。”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卢克索邮局的邮件量翻了一番又一番……卢克索的两家大酒店在花园里搭起了帐篷”,以接待成群结队的游客。
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对埃及本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宣布独立仅8个月后,这一发现及其后果不可避免地被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利用。对埃及人来说,这位年轻法老的宝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光辉历史的证据,在争取独立的关键时刻让人们热血沸腾”。对埃及法老时期历史的兴趣一直是西方考古学家和少数本土学者的专利,而这一兴趣突然被推向了埃及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主流。政府学校开设了法老历史课,成立了一所国立大学,推出了培养埃及学家的计划,文物管理局和博物馆——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影响的堡垒——也逐步本地化了。
最重要的是,埃及古墓出土的物品异常丰富,这标志着埃及考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考古学家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发现分配制度从此结束。卡尔纳冯1914年获得的帝王谷发掘许可证规定,除非发现了一座未被盗的古墓,其他发现物应平均分配。埃及当局现在援引了这一例外规定,并试图将古墓中的所有物品作为埃及遗产的一部分予以保留。卡特、布雷斯特德和他们的同僚大为震惊,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西方)埃及学家才能正确地鉴赏和保护埃及文物。此外,他们认为福阿德政府和拉科的文物管理局的举动“要么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姿态,要么是看到了潜在的旅游收入的粗鄙机会主义”。但是,从商博良和莱普修斯的时代开始,世界和埃及已经向前发展了。马里耶特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国家博物馆,代表埃及人民管理和保护法老时期的文物,这个愿景已经实现。在埃及民族自豪感重新焕发的时代,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像皮特里和巴奇这样的人物看起来就像过去的遗存。1922年12月27日,当第一件文物从图坦卡蒙墓中被移出时,它不是被运往海克利尔城堡或大英博物馆,而是被运往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
象形文字的破译首次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遥远古代的窗,让古埃及人再次开口说话。在此之后整整一个世纪,图坦卡蒙墓的发现紧随埃及独立之后,促使埃及的现代居民重新思考他们与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规划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个未来将由埃及人自己,而不是西方人来决定。
(本文节选自《黄沙下的世界:埃及学黄金时代的探险和考古》第11章《美好的事物》,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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